宋璟的诗

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召入为刑部尚书，不久代姚崇为相。宋璟居相位，以择人为务，随才授任，使百官各称其职。他刑赏无私，敢犯颜直谏，为玄宗所敬惮，虽不合意，也勉强采纳。宋璟与姚崇并称贤相，号“姚、宋”。史称“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归于治”。
　　开元五年（公元717年），宋璟随同玄宗巡幸东都，路过崤谷（今河南陕县），山高路窄，难以行走。玄宗十分恼怒，要罢免河南尹李朝隐和负责旅途事务的知顿使王怡。宋璟进谏说：“陛下方事巡幸福，今以此罪二臣，臣恐将来民受其弊”。玄宗认为很有道理，就免去二人死罪。
　　开元八年（公元720年），以压制犯法官僚的申诉，又严禁恶钱流通，颇招人怨，遂被授开府仪同三司，罢相。
　　开元十年，京兆人权梁山聚众暴动，被镇压后，其众多遭逮捕，玄宗以宋璟兼京兆留守复审，他只治罪为首数人，余皆释放。
　　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玄宗东巡泰山，宋璟留守京师。玄宗将出发，对宋璟说：“卿是国家元老，为朕股肱耳目。今将巡洛阳，分别有一段时日，请有什么好主意，告诉朕。”宋璟一一直言相告。玄宗将宋璟“所进之言，书之座右，出入观省，以诫终身”。
　　开元十七年，拜尚书右丞相。
　　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宋璟年已七十三岁，年老体弱，请求辞职，退求洛阳东都私宅。
　　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一代名相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五岁，赠太尉，谥曰文贞。
　　唐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即宋璟去世33年之后，颜真卿应宋璟后裔之托，撰文并书写了碑文。
　　大历七年（公元772年），墓碑镌刻完成，立于宋璟墓地。
　　该碑高4.08米，宽1.6米，厚0.47米，碑的正面、阴面和左侧刻有颜真卿书写的盈寸楷体，洋洋三千余言，叙述了宋璟这位中唐政治家的政治经历和他一生的伟绩。碑的左侧镌刻的是此碑建立6年后（大历十三年，即公元778年），又由颜真卿补记的宋璟的生平事迹。碑的右侧镌刻的是明朝人方思道记述宋璟碑倒伏后重新树立起来的经过。宋璟碑文，字体端庄，气势开张，用蚕头磔尾的隶法于捺笔首尾，结体字大充格，磅礴大气。颜真卿书写宋璟碑文时，时年65岁，书法艺术炉火纯青，成为他的成熟的传世名作之一。
为官事迹
　　武后时期
　　唐代著名政治家宋璟，生于公元六六三年，唐高宗调露年间进士及第，年仅十七岁。
　　武后执政，宋璟因为率性刚正而被重用，逐步由凤阁余人（即中书舍人）升迁至御史中丞；武则天的宠臣张昌宗因为私自向相士询问运程，违反了宫规，宋璟奏请追究，但是武则天则特旨赦免，并命令张昌宗及张易之两兄弟到他的住所谢罪，宋璟却拒而不见。宋璟因此与他们结怨，二张屡次欲借故中伤他，但却不成功。
中宗睿宗时期
　　李唐复兴后，在中宗时，宋璟担任黄门侍郎。当时宋璟得罪了当权的武三思，因此受到排挤，被外调为贝州刺史。其后因为韦后叛乱，中宗被杀，睿宗子李隆基平叛，睿宗继位。宋璟重新被起用，睿宗将他由洛州长史调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执掌朝政，这是他首度为相。在这期间，他一改朝廷用人惟亲的恶习，提出了用人“虽资高考深，非才者不取”的准则，并且不顾当时拥有极大权势的太平公主等人的反对及阻饶，罢去昏庸的官员达数千人，并请太平公主出居东都洛阳，以防太平公主谋反，但因此得罪了太平公主，被其中伤，因此反而被罢相，贬为楚州刺史。
　　玄宗时期
　　其后太子李隆基讨平太平公主的叛乱，即位为唐玄宗，宋璟被调为广州都督。这时宋璟仍专注改善民生，并没有因为外调而灰心，他教晓百姓以砖瓦盖屋取代简陋的茅屋及草屋，以减少火灾出现的可能。开元716年，他被调返京师，任刑部尚书，后来姚崇因事退隐，他获姚崇推荐，再度为相。这时，宋璟再度提出“虽资高考深，非才者不取”的准则。他为防奸佞小人私下在皇帝耳边进谗言，提出百官奏事，必定要有谏官、史官在旁的规定。而玄宗亦十分器重宋璟，并以师礼待之；进则迎，出则送，因此宋璟提出的具建设性的提议，通常均被采纳。亦因如此，当时朝廷一改以往用人惟亲的恶习，并减少了奸佞小人诬谄好人的情况，使开元初期的政局十分清明。宋璟前后为相四年，他不畏权贵，力革前弊，奉公守法，不徇私情。相传，他叔父宋元超当了“选人”（侯选官）后，要求吏部予以优先照顾，宋璟得知后，不但不予优先录用，并手示吏部“不能私害公。”又据史书记载，唐代规定，每年地方各道派人定期向皇帝、宰相汇报工作。使者进京，往往多带珍贵宝货，四处送礼，拜结权贵，许多官吏收礼受贿，使者也多有因此得以晋升。宋璟对此则异常不满，并面奏玄宗同意，勒令所有礼品一概退回，以绝侥求之路，削杀收礼受贿之风。公元720年，他因为压制犯法官员的申诉，并严禁黑钱的流通，得罪了不少权贵，因此被降为开府仪同三司，再度罢相。729年，再度拜为尚书右丞相。733年，以年老为由退休，“仍令全给禄奉”，隐居洛阳。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十一月十九日去世于东都明教里私第，享年74岁。玄宗追封他为太尉，谥文贞公。
　　唐玄宗后期，由于政治上安于现状，在吏治方面也慢慢受到后庭和宗族、姻戚的影响，加之李林甫、杨国忠等奸相为辅，由姚、宋苦心建立起来的政治纲纪，很快被他们破坏殆尽。相传，安史之乱发生后，唐玄宗狼狈逃到咸阳，一位长者向玄宗说：“臣犹记宋璟为相，数进直言，天下赖以平安。自倾以来，在廷之臣以言为讳，维阿谀取容，是以阙门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这是对玄宗的批评，也是对宋璟的赞扬和怀念。
人物评价
　　宋璟同姚崇一样，是唐代历史上著名政治重臣。唐朝三百年间，素有“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之说。史书上一向姚宋并提，并有“崇善应变以成务，璟善守文以持正”的赞词。
　　朝野赞誉宋璟为“有脚阳春”。意言景如一缕春风，趟到哪里哪里似春风煦物，倍感温暖，不为自己争名谋利;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均体现了景爱民恤物的高尚品德。
生平
欲斩月将
　　唐中宗神龙二年，处士京兆韦月将上书告武三思潜通宫掖，必为逆乱；上大怒，命斩之。黄门侍郎宋璟奏请推按，上益怒，不及整巾，屣履出侧门，谓璟曰：“朕谓已斩，乃犹未邪！”命趋斩之。璟曰：“人言中宫私于三思，陛下不问而诛之，臣恐天下必有窃议。”固请按之，上不许。璟曰：“必欲斩月将，请先斩臣！不然，臣终不敢奉诏！”上怒少解。左御史大夫苏珦、给事中徐坚、大理卿长安尹思贞皆以为方夏行戮，有违时令。上乃命与杖，流岭南。过秋分一日，平晓，广州都督周仁轨斩之。
金筷表直
　　《开元天宝遗事》云：“宋璟为宰相，朝野人心归美焉，时春御宴，帝以所用金箸令内臣赐璟。”当年黄金餐具器皿为皇宫所垄断，北魏时，曾规定上自王公下至百姓，不许私养厂“金银工巧之人”，私造金器者是犯法的。所以当宋璟听说皇上赐他金箸，这位宰相十分惶恐，愣在恫陛前不知所措。唐玄宗见状说：“非赐汝金，盖赐卿以箸，表卿之直耳。”当宋璟知道是表彰他如同筷箸一样耿直刚正时，这才受宠若惊地接过金箸。但是这位“守法持正”的老臣，并不敢以金箸进餐，仅仅是把金箸供在相府而已。
阳春有脚
　　唐中宗时，宋璟被任命为谏议大夫。不久，他直言触怒了中宗，被贬为刺史。到地方后，他廉洁奉公，尽力为百姓做好事，使当地民风变得淳朴起来，家家户户都安居乐业。
　　他在广州任都督时，当时广东人都用茅竹建房子，经常发生大火。宋璟教他们用砖瓦盖房，减少了火灾，造福了百姓。后来他当了宰相。一次，他的远房叔叔宋元超在参加吏部的选拔时，对主考官说了自己和宋璟的特殊关系，希望能照顾。被宋璟得知后，特地关照吏部不能给他官做。
　　当时唐玄宗很喜欢一个叫王毛仲的宦官，朝廷上下，巴结他的人很多。王毛仲的乾女儿要出嫁，唐玄宗问他还缺什么。王毛仲说有一位客人请不来。唐玄宗说：那一定是宋璟了。在宋璟的治理下，唐朝出现了路不拾遗的局面，史称“开元盛世”。
　　当时人们称赞宋璟像长了脚的春天，走到哪里，就把光明和温暖带到哪里。
　　（出自《开元天宝遗事·有脚阳春》）
端午更名
　　端午节，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又称端五节、端阳节、重午节、重五节、午日节、五月节、天长节、天中节、地腊节、浴兰节、女儿节、诗人节、龙日等等。端与初同义，晋代成书的《风土记》里说：“仲夏端午。端者，初也。”五与午相通，按地支顺序推算，五月为午月，故初五作端午。唐玄宗时，因为他的生日是八月初五日，名相宋璟建议要避讳，就把“端五”改为“端午”，从这以后，“端五”就改称为“端午”了。
铁石心肠
　　唐宋璟为相。正直有大节，但却写出了风流妩媚的《梅花赋》。皮日休《桃花赋》序说宋璟“贞姿劲质，刚态毅状，疑其铁肠石心，不能吐婉媚辞。”越鼎另一首《蝶恋花》说：“漫道广平（宋璟封广平郡公）心似铁，词赋风流，不尽愁千结。”事实上“铁肠石心”的人何尝不可以有“词赋风流”的另一面，尤其是抒发他们的少年情怀。
辞世葬碑
　　宋璟碑
　　宋璟碑，原在宋氏墓地，今在邢台市沙河县东户乡中学校园内。因碑为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书撰，故亦称颜鲁公碑，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碑体高289．5公分，宽149公分，侧42．5公分。半圆形碑首，浮雕缠尾四龙，矫健雄浑。方形碑额，正中篆书阴文“大唐故尚书右丞相赠太尉文贞公宋公神道之碑”二十个大字。原有仰首贔屃碑座，上刻褡裢花纹，庄严稳重，今已逸失。碑四面皆刻，楷体盈寸，洋洋三千余言，尽述宋璟“历仕三朝，刚直不阿”的荣耀事迹。碑文题后结衔：“金紫光禄大夫行抚州刺史上柱国鲁郡开国公颜真卿撰并书”。是碑初立于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九月，系宋璟之孙宋俨为“追念祖父德业”所建。
　　宋璟墓碑，因其碑下长眠之人，是后人景仰的唐朝一代名相，墓上所立之碑的碑文，是我国杰出的大书法家颜真卿撰文并书写，因而使得宋璟墓碑除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之外，还具有极高的书法艺术价值。宋璟墓碑，汇道德文章、翰墨艺术于一体，这是宋璟墓碑得以传世并名闻中外的重要原因。宋代大文豪欧阳修，当他看到颜真卿撰写的已有些残缺的宋璟墓碑时这样称赞道：“如忠臣烈士，首先君子庄严尊重，使人畏而爱之，虽其残不忍弃也。”南宋学者刘子翚作《临池歌》，称宋璟碑“断碑云落翠苔村，直气英风犹可睹”。南宋金石学家赵明诚所著的《金石录》，推崇宋璟碑为上上品。明人方思道曾将宋璟碑比之于“多宝塔”碑，言其有“四胜”：“彼演释因，此照儒躅，一也，彼代岑书，此为自撰，二也；彼尚为郎，早年之书，此已为公，晚年之作，三也；彼在名郡，拓之众者，屡经翻刻，已失其真，此在陋邦，未经屡拓，点画如初，四也”。明代金石学家都穆在《金薤琳琅》里，则誉宋璟碑“人、文、字，真足三绝”。清朝王昶编撰的以著录历代石刻为主的《金石萃编》等书，也将宋璟碑收入并列为上品。